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,才略过人,年轻时就以战功受到文帝的赏识。文帝曾对他说:“可惜你生不逢时,假使生在高帝打天下的时候,就是做个万户侯,也当不在话下。”从文帝十四年(公元前年)从军,到武帝元狩四年(公元前年)悲愤自杀,40余年间,与匈奴大小余战,名扬塞外,匈奴望风而逃,称之为“飞将军”。自汉代以来,李广的故事经司马迁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的渲染,脍炙人口,深入人心,李广也因此成为一位传奇的人物。武帝时代,是开疆拓土、以封侯赐爵重奖军功的年代,以军功赐封侯爵者甚众。李广从弟李蔡与李广共事汉文帝为中郎,景帝时与李广一同抗击匈奴,封乐安侯,官至丞相。二人同出身,同做官,同立战功,并且李蔡“为人在下中,名声出广下甚远”,人品、才能、名声远远不及李广,官名、爵位却在李广之上。李广的儿子李敢以校尉身份跟着霍去病出征匈奴,“因夺左贤王旗,斩首多”,赐爵关内候。甚至李广的部属军吏、士兵也有不少以军功取侯。偏偏李广本人驰骋疆场40余年,戎马一生,历文帝、景帝、武帝三朝,一直难以封侯,最后还死于非命,其原因何在?千百年来,人们试图解开这一历史之谜,提出种种看法。但时至今日,尚未有令人诚服的见解。历史上最普遍的说法是“数奇说”,即李广命该如此,命中注定不当封侯。李广自己也曾感慨万千,“岂吾相不当侯邪?且固命也?”在元狩四年汉军主动出击匈奴的战斗中,武帝与大将军卫青都认为李广年老,又运气不济,有意不让李广与匈奴单于对敌。临阵将李广由进攻先锋改为配合主力作战的东路军。这一仗不仅使李广失去立功封侯的机会,反而因军队会师误期被问成贻误军机罪,以致李广忍无可忍,引刀自刎。也有人把李广“杀已降”和“杀霸陵尉”作为“李广难封”的原因。望气先生王朔听李广说他曾杀过八百投降的羌人,就对他说:“祸莫大于杀已降,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。”这种看法以善恶报应论为基础,过多地蒙上一层唯心论色彩。李广曾因兵败而被贬为庶人,有一夜晚路过霸陵,霸陵尉按照规定不给放行,李广随从前往说情,称:“这是前任的李将军。”尉官适逢酒醉,回答道:“当今的将军尚且不能夜行,何况前任将军!”李广对此耿耿于怀,当他复职担任右北平太守时,竟将尉官带走杀掉,以泄私愤。杀霸陵尉,说明李广无容人之量,所以明人董份认为:“李广不能忘一尉之小憾,乃知功名不成,非特杀降也,亦浅中少大度耳,其不侯故宜。”事后李广向武帝请罪,武帝虽予宽看,但心中不能无憾。还有人把李广不得封侯说成是“治军不严”、军队常败的缘故。对于这些评论,古人就有过异议。所谓“治军不严”,是与李广同时代的一位将军程不识治军整严相对而言的。李广领兵作战不讲“军阵”,停宿驻留不击刁斗,幕府中表册文书也大多省约,但他对作战还是十分谨慎和内行的。《史记》中司马迁称赞他“勇于当敌,仁爱士卒,号令不烦,师徒向之”,认为他与程不识一样是“名将”。南宋叶适也称李广用兵为他人所不及,而清代王夫之则称“治军非一术”程不识是“守兵之将”,李广是“攻兵之将”,不可一概而论。至于“常败将军”也是说不通的。李广虽打了几次败仗,但其一生治军打仗则是胜多败少,不然何以称为“名将”,何以获得“飞将军”称号而使匈奴闻风丧胆?有的学者认为,李广在战场上是巨人,但官场上却是侏儒,其政治上幼稚的表现是没有敏锐的洞察力,他在平定“七国之乱”中接受梁孝王将军印就是一例。李广早年随从太尉周亚夫抗击吴楚七国之军,立有战功,这本来可以作为日后封侯的条件,但由于他私下接受梁孝王所授的将军印,所以不得封赏。当时诸王势力危及皇权,李广身为朝廷军人,不辨形势,接受诸王号令,无疑犯了朝廷的大忌,汉景帝岂能重用梁孝王拉拢的军人?也有学者指出,当时国家赏罚不合理,尤其是受到武帝偏见和卫青的压制。文帝、景帝、武帝三朝用人风尚不同,文帝、景帝时用老臣,李广当时年轻而不被重用;至武帝时任用年轻人,李广已老从而失去重用以立功封侯的机会。由于李广数次征战失利,武帝又产生了偏见,觉得李广命运不济,且年老,不胜重任,因此最后一次出征又命主帅卫青不让李广居前夺首功;卫青出于私心,让好友公孙敖出任前锋,代替身为前将军的李广,致使李广失道误期,触犯了军律,愤而自刎。又有学者认为,“李广难封”的直接原因在于李广积功未达到封侯的标准。汉初以来,“非有功不得侯”这一规定执行甚严,尽管以后对外戚和匈奴降者另有政策,但对一般人来说,这一规定是一直坚持的。军人的功绩主要表现为战果。尽管李蔡等人在人品、才干和名声方面比李广差得很远,但他们的战果为李广所不及。接受梁孝王将军印,无疑使他失去了前半生的惟一的一次以功取侯的机会。到武帝时代,卫青等人领导的大规模战役中,李广参加次数较少,这就不可避免地减少了立功的机会。元朔六年(公元前年)以后,李广年事已高,对于一名武将来说,已经过了他的全盛时期,虽然作为军队中的前辈名将,李广仍享有很大名声,但当局在他的使用上显然要慎重些。“广军无功”、“失道误期”就与此有关。因此,“李广难封既有一定的偶然性,更有历史的必然性。各家说法,尚难定论。倘若能完全揭开这一谜底,将有助于汉武帝时代政治、军事制度的深入研究。

作者简介:惠焕章,陕西关中东府华县人,年生,毕业于西安陆军学院,曾在解放军、武警部队服役。现为陕西工人报记者。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杂文、报告文学、新闻,各种文体多有涉猎,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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